以罰之重體現法之良

在4月24日舉行的2019中國知識產權保護高層論壇上，國家知識產權局局長申長雨表示，我國將完善知識產權法律法規(guī)，重點完善侵權懲罰性賠償制度。而前一日公布的商標法修改決定，明確將惡意侵犯商標專用權的賠償數額，由修改前的3倍以下，提高到5倍以下，并將法定賠償額上限從300萬元提高到500萬元，修改條款自今年11月1日起施行。

“法律是治國之重器，良法是善治之前提。”申長雨表示，今年將積極配合全國人大做好專利法的修改工作，重點完善侵權懲罰性賠償制度。在目前全國人大審議的專利法修正案中，規(guī)定了對故意侵犯專利權，情節(jié)嚴重的，可以處以1倍以上5倍以下的懲罰性賠償。

何謂“良法”？即能夠實現“善治”之法。而要達到這一目的，實施懲罰性賠償制度便是重要手段之一。商標法和專利法均著力完善懲罰性賠償制度，擬將賠償數額提高到5倍，其罰之重，無疑是對法之良的最好詮釋和體現。

對于懲罰性賠償制度的積極社會意義，法律界早有定論。懲罰性賠償，又稱示范性賠償或報復性賠償，是指由法庭所作出的賠償數額超出實際損害數額的賠償。懲罰性賠償是加重賠償的一種原則，目的是在針對被告過去故意的侵權行為造成的損失進行彌補之外，對被告進行處罰以防止將來重犯，同時也達到懲戒他人的目的。

盡管傳統(tǒng)的損害賠償也有一定的預防功能，但是其效果并不明顯，特別是在產品質量安全問題頻發(fā)、知識產權侵權現象嚴重的今天，違法者所獲利益與付出的侵權成本不成正比，兩者之間巨大的剪刀差成為違法行為不斷出現的內在利益動力，不消除此剪刀差難以達到真正預防之目的，懲罰性賠償正好能達此目的。懲罰性賠償制度，體現的是國家對損害賠償這種純粹的私法關系的干預，最終追求的是一種實質正義。

我國非常重視懲罰性賠償制度建設，在現行法律法規(guī)中也早有體現。于1993年頒布的《消費者權益保護法》，首次以特別法的形式確定了懲罰性賠償制度（第49條規(guī)定“退一賠一”），這是中國民事責任立法的重大突破。2013年這部法律進行了大的修訂，顯著變化之一是加大懲罰性賠償的力度，規(guī)定為“退一賠三”。考慮到食品與民眾的生命健康安全相關，2009年出臺《食品安全法》規(guī)定了“十倍賠償”。2010年，《侵權責任法》實施，第一次在法律中使用了“懲罰性賠償”的表述。

在2016年3月召開的第十二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四次會議上，李克強總理作《政府工作報告》首次提出要“建立商品質量懲罰性賠償制度”。2017年1月國務院發(fā)布的《“十三五”市場監(jiān)管規(guī)劃》，將懲罰性巨額賠償制度作為增強打擊違法假冒行為的一把利器，用以促進地方政府對市場不法行為責任的追究。2018年9月，市場監(jiān)管總局召開全體干部大會提出，要研究建立違法懲罰機制、巨額賠償制度等制度。無論是對懲罰性賠償制度適用范圍進行擴充，還是對該制度細節(jié)進行不斷完善，都表明我國政府對懲罰性賠償制度的看重及以此治理市場環(huán)境的決心。

從司法實踐看，適用懲罰性賠償的案例越來越多，其積極的示范效應不斷呈示。特別是在汽車消費領域，法院判決已不再像早些年那樣在適用懲罰性賠償條款時謹慎，開始注重釋放其懲戒威力，以此更好地保護消費者權益。據北京市第三中級人民法院統(tǒng)計，自2013年至2018年，該院5年來共受理并審結汽車消費者權益糾紛案72件，案件呈上升趨勢。其中涉及適用懲罰性賠償案件共計42件，也呈逐年遞增的趨勢，如2013年主張懲罰性賠償的案例只占20%，2014年上升至35%，2016年和2017年更是分別上升到70%和80%。

在汽車消費領域更多地適用懲罰性賠償，顯示出我國司法天平開始向消費者傾斜。而法律實踐表明，懲罰性賠償制度不僅在維護消費者權益方面發(fā)揮著越來越重要的作用，而且在規(guī)范市場經營秩序方面也效果顯著。懲惡在邏輯上會帶來揚善收益。這種效應的市場表現就是，劣幣不敢進入市場，就會給良幣讓出空間，從而激發(fā)市場活力，在一定程度上刺激社會創(chuàng)新的潛力，促進中國制造轉型升級。

當然，我國在建立懲罰性賠償制度方面還存在一些問題，有待于進一步完善。一方面，懲罰性賠償制度目前僅散見于一些特別法中，而《民法通則》中并無規(guī)定；另一方面，我國在懲罰性賠償司法實踐上依然略顯保守，遠沒有發(fā)揮出該制度應有的作用。我們期待，隨著相關法律法規(guī)制度不斷完善，懲罰性賠償制度作為良法的威懾力將會被更充分得釋放出來，善治之效將益加顯著。